隋的歷史不長，茶的記載也不多，但由于隋統(tǒng)一了全國并修鑿了一條溝通南北的運河，這對于促進我國唐代經(jīng)濟、文化以及茶業(yè)的發(fā)展，還是有其不可忽略的積極意義的。眾所周知，唐代尤其是唐代中期，中國茶業(yè)有一個很大發(fā)展的時期。如封演在其《封氏聞見記》（8世紀末）中所說：“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這就是說，茶葉從唐朝中期起，便是南人好飲的一種飲料，從南方傳到中原，由中原傳到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一下變成了中國的舉國之飲。所以我國史籍有茶“興于唐”或“盛于唐”之說。正是在唐代，茶始有字，茶始作書，茶始銷邊，茶始收稅，一句話，直到這時，茶才真正形成為一種獨立和全國性的文化或事業(yè)。因此，本節(jié)在主要介紹唐代茶業(yè)蓬勃發(fā)展的同時，對其所以能風起的原因，也略作剖析。
1.唐代茶葉的產(chǎn)地
唐代茶業(yè)的興起，如楊華《膳夫經(jīng)手錄》所載：“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采其葉煮，是為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歷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膳夫經(jīng)手錄》成書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所記唐代茶業(yè)的發(fā)展，有的是親目所睹，有的是距之不遠的事情，因此內容是較為可靠的。這也即是說，根據(jù)《封氏聞見記》的記載，所謂“茶興于唐”，具體來說是興盛于唐代中期。這一點，也和《全唐詩》、《全唐文》等唐代各種史籍的記述相一致。在初唐的文獻中，很少有茶和茶事的記載；至唐代中期和晚期以后，對茶的論述和吟哦，就驟然增多了起來。那么，唐代中期茶業(yè)是怎樣發(fā)展起來，又發(fā)展到怎樣程度呢？
先說茶葉產(chǎn)地。唐代以前，我國到底有多少州郡產(chǎn)茶，是無從查考的。直至陸羽《茶經(jīng)》中，才第一次較多地列舉了我國產(chǎn)茶的一些州縣。其“八之出”載：
山南： 峽州，襄州，荊州，衡州，金州，梁州；
淮南： 光州，義陽郡，舒州，壽州，蘄州，黃州；
浙西： 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潤州，蘇 州；
劍南： 彭州，綿州，蜀州，邛州，雅州，滬州，眉州，漢州；
浙東： 越州，明州，婺州，臺州；
黔中： 思州，播州，費州，夷州；
江南： 鄂州，袁州，吉州；
嶺南： 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茶經(jīng)》中上列的這些地名，不少人把它們概之為“八道四十三州”。其實，四十三州是對的，而把州之前所列的山南、淮南、浙西等說成是“八道”，就未必妥當了。
因為，這八地在唐時雖然確曾作過道名，但是，它們并不是同一時期的建制和同樣的性質。如八地中，山南、淮南、劍南、江南、嶺南，是唐貞觀時劃分的全國十道中的五個道；而黔中，是開元時從江南道中分出的新道；至于浙東、浙西，歷史上雖也一度稱過“浙江東道”和“浙江西道”，但實際上是后來江南東道所屬的兩個觀察使理所。不僅這八地設道和稱道的時間不同和或有矛盾，其下面所列的州名，與當時的行政建制也不完全吻合。如建州、衡州，歷來屬于江南道，但在《茶經(jīng)》中，卻把建州劃入了嶺南，把衡州歸入了山南的范圍。眾所周知，陸羽一生著述很多，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茶葉專家，也是當時有名的詩人、文學家、書法家、史學家和地理學家，他寫過多種山志、地志和圖經(jīng)一類的地理論著，以陸羽的地理知識;他要按行政建制的道州隸屬關系來寫，是決不會出現(xiàn)如上混亂情況的。所以，陸羽《茶經(jīng)》“八之出”中州之前的地名，不是指道，而是指茶葉產(chǎn)區(qū)，是陸羽最早提出或劃分的我國八大茶區(qū)。
這里還要附帶指出一點，在我國有些論著中，不但有把《茶經(jīng)》“八之出”的地名，稱之為“八道四十三州”者，甚至還有根據(jù)這些道、州的行政建制，把它們所轄的州、縣悉數(shù)都算作產(chǎn)茶地域，錯誤地提出唐代產(chǎn)茶有多少州、多少縣。很明顯，陸羽提出的茶葉產(chǎn)地，是其在評定各地茶葉品質時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茶葉產(chǎn)地。如巴蜀，其時產(chǎn)茶就遍及各地，而《茶經(jīng)》所列，僅劍南八州。第二，在所謂“八道”和“四十三州”中，也不是每一個道的各州、每一個州的各縣全都產(chǎn)茶。如斯西的蘇州屆縣很多，但唐時真正產(chǎn)茶的，只現(xiàn)在的吳縣一地。其三，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時有所變動。所以，僅僅根據(jù)《茶經(jīng)》的記載而要提出唐代產(chǎn)茶州縣的確數(shù)，是不會也不可能正確的。
由《茶經(jīng)》和唐代其他文獻記載來看，唐代茶葉產(chǎn)區(qū)已遍及今四川、陜西、湖北、云南、廣西、貴州、湖南、廣東、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河南等十四個省區(qū)；而其北限，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蘇連云港），也即是說，唐代的茶葉產(chǎn)地達到了與我國近代茶區(qū)約略相當?shù)木置妗?br> 2.唐代茶葉生產(chǎn)和貿易
前所說，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產(chǎn)和飲用，已有一定發(fā)展，但北方飲者還不多，及至唐代中期后，如《膳夫經(jīng)手錄》所載：“今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中原和西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產(chǎn)和全國茶葉貿易，隨之空前蓬勃地發(fā)展了起來?，F(xiàn)據(jù)《膳夫經(jīng)手錄》的記載，將唐代宣宗時我國茶葉產(chǎn)銷的情況，列如下表：
唐宣宗年間茶葉產(chǎn)銷
中國古代茶事（二）隋唐五代茶業(yè)的興起
《膳夫經(jīng)手錄》中，還錄述了一些有關名茶的情況，上表所列是當時全國茶葉商品生產(chǎn)和貿易的基本概貌和流向。表中所有這些情況，有的形成已久，但多數(shù)如蒙頂茶的興起一樣，“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廳先春蒙頂，是以蒙頂前后之人，競栽茶以規(guī)厚利，不數(shù)十年間，遂斯安草市，歲出千萬斤。”主要還是唐代中期以后才風盛起來的。
唐代時我國各地的茶葉生產(chǎn)，都有較大發(fā)展，但是，如《封氏聞見記》所說：“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包額甚多”，尤其是擅有與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淮南茶區(qū)，茶的生產(chǎn)更是得到了格外的發(fā)展。具體來說，如上表所反映的江南道鄂岳觀察使、江西觀察使、宣歙觀察使和浙西觀察使的一些州縣，就尤有巨大發(fā)展。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觀察使的有關茶史資料一說。
人們都很熟悉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對于嗜茶者和廣大茶葉工作者來說，對其中“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的茶事詩句，往往印象特別深刻。浮梁是現(xiàn)在江西的景德鎮(zhèn)，江口是指九江的長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帶著伙計到景德鎮(zhèn)去收購茶葉，這里雖未明確指出，但在字里行間可以看出，浮梁是當時東南的一個最大茶葉集散地，每年新茶上市，茶商競爭是多么的激烈。這一點，也一正好和《元和郡縣圖志》“浮梁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余萬貫”的說法相一致。對于《琵琶行》和《元和郡縣圖志》記述的上述情況，少數(shù)學者也有持懷疑態(tài)度的，認為景德鎮(zhèn)現(xiàn)在也沒有多少茶，唐代時如此興盛，令人難以置信。其實，《元和郡縣圖志》“每歲出茶七百萬馱”和上面《膳夫經(jīng)手錄》所說的“百倍于蜀茶”的性質一樣，雖都帶有一定的形容成分，但大體上還是可靠的。浮梁出茶，并不是指浮梁一邑所產(chǎn)的茶，而是包括浮梁周圍的皖南、浙西甚至閩北一帶的茶葉在內。這一點，從劉津《舉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中，多少也可得到一點證明。其載：“大和中，以舉源、浮梁、祁門、德興四縣茶貿實多，兵甲且眾，甚殷戶口，素是奧區(qū)；其次樂乎、千越，悉出厥利，總而完榷，少助時用，于時轄此一方，隸彼四邑，乃升婺源為郡置，兵刑課稅，屬而理之。”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號。這條材料反映，不只浮梁銷售的茶葉，就是后來為課征茶稅而設立的婺源郡、也都是“隸彼四邑”；茶貨和稅利，來自附近的四面八方?？戳松鲜鲑Y料，如果說前面還有人對陸羽《茶經(jīng)》“八之出”州之前的地名究竟是指道還是茶區(qū)有懷疑的話，那么，通過上面所說的在茶葉貿易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茶葉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區(qū)域，對陸羽能夠提出茶區(qū)的觀點，也就應該不再懷疑了。
如果再深造一步，唐代浮梁一帶的茶葉生產(chǎn)又盛到什么程度呢？這可用咸通三年（公元802年）張途的《祁門縣新修門澳記》的內容來說明。其載：祁門“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yè)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侍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每歲二三月，赍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祁門周圍，千里之內，各地種茶，山無遺土，業(yè)者七八，這雖不無夸張，但對此無人懷疑，現(xiàn)在贛東北、浙西和皖南一帶，在唐代時，其茶業(yè)確實有一個特大的發(fā)展。
浮梁和宣歙觀察使所生產(chǎn)的茶葉，陸羽《茶經(jīng)》將其列入浙西茶區(qū)?；蛟S有人認為，這一帶產(chǎn)茶雖多，但在唐代的各種名茶中，浮梁之商貨并不在其列，其制茶技術還不如巴蜀、荊漢。應該承認，浮梁周圍生產(chǎn)的茶葉，主要是作商品茶，做工不甚精細，所以陸羽評判的結果，也是“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在整個浙西范圍來說，浮梁出產(chǎn)的茶葉，也屬下等。但是簡單地以商品茶的品質，確定這一帶或整個茶區(qū)的制茶技術還較低下，這也是形而上學的。事實上，從整個茶區(qū)來說，居于長江下游的浙西，在唐中葉以后，不只茶產(chǎn)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術，由湖州紫筍和常州陽羨茶的入貢，表明也達到了當時最高的水平。因此，如果說我國六朝時期茶葉生產(chǎn)中心開始東移的話，那么，至唐代中后期，我國茶葉生產(chǎn)和技術的中心，便正式轉移到了長江的中游和下游。
關于茶業(yè)中心的東移，還可舉唐代貢焙的選定來說明。唐張文規(guī)《湖州貢焙新茶》詩吟：“鳳輦尋春半醉歸，仙娥進水御簾開，牡丹花笑金鈿動，傳奏湖州紫筍來。”我國貢茶的歷史甚早，但專門設立采造宮廷用茶的貢焙，規(guī)定貢焙首批貢茶必須在每年清明王室祭祖前貢到，還是唐代中期開始的。其實在湖州設立貢焙，并非湖州貢茶之始，據(jù)嘉泰《吳興志》和宜興有關方志記載，湖州長城（今長興）和常州義興（今宜興）設立貢焙，始于李棲筠刺常州時。是李棲筠接受陸羽“可薦于上”的建議，試貢后受到皇帝喜好而成為定制的。“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的詩句，可能即是描寫這一時期貢焙的。大歷五年（公元770年），代宗李豫以義興“歲造數(shù)多”，始設焙顧渚，“命長興均貢”。據(jù)《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宜興、長興的貢茶，到貞元以后，單長興一地，每年來造就要“投工三萬人，累月方畢”；反映當時其地不但所出的茶葉質量很好，而且茶園規(guī)模和產(chǎn)茶數(shù)量也較大。應該指出，貢茶正如袁高《茶山》詩句所形容的：“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心爭造化功”，“所獻愈艱勤”，從茶農山民來說，它確實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種苛重賦役。但另一方面，從茶業(yè)發(fā)展和制茶技術的提高上說，客觀上起到了一種推動的作用。換言之，唐代貢焙的設置顧渚，既是唐代茶業(yè)重心轉移江南或東南的一定反映，也是后來這一帶茶葉生產(chǎn)技術長期居于領先地位的一個原因。
關于唐代茶葉貿易，在上面引錄的有關茶葉生產(chǎn)史料中，有的已提到了?？偲饋碚f，唐代茶葉生產(chǎn)、消費和貿易的關系，是一個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關系。如果說唐代茶葉生產(chǎn)和消費的發(fā)展，有力地帶動了茶葉貿易的發(fā)展，那么，反過來，唐代茶葉貿易的極大發(fā)展，又進一步推動和促進了茶葉生產(chǎn)和消費的相應發(fā)展。我國南方產(chǎn)茶，北方和西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不產(chǎn)茶，因此，我國茶葉貿易，主要是南方茶區(qū)的茶葉，向北方和無茶地區(qū)的販運。正如《封氏聞見記》所說的那樣，唐代開元以后，“自鄒、齊、滄、津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隨著北方城鄉(xiāng)茶葉買賣和消費的風行，南方茶區(qū)的茶市，江河要道上由茶葉運輸而形成的茶埠等水陸碼頭，也如雨后春筍般發(fā)展了起來。這方面的文獻資料很多，這里不妨舉幾首唐詩為例：
杜牧有一首《八條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吟道：“倚溪侵嶺多高樹，夸酒書棋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卻回頭。”水口是顧清江入太湖河道口的出水口。在唐代中期以前，這里還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顧請求辦貢茶和買賣茶葉的船只都停泊在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樓茶肆的固定草市。除水口外，在顧清山區(qū)，還有如釋皎然《顧諸行寄裴方舟》“蕪市人稀紫筍多，紫筍青芽誰得識”詩句中提到的“堯市”一類買賣茶葉的市場。以上講的是菜區(qū)收購茶葉的情況，沿途運輸茶葉的情況又怎樣呢？這也可用許渾《送人歸吳興》中的這樣幾句詩來反映：“綠水體云月，洞庭歸路長，春橋懸酒慢，夜柵集茶槁。”所謂“茶槁”也就是專門運輸茶葉的船只，這里的“洞庭”是指蘇州洞庭東、西山。其后二句，就是運河兩岸因茶船日行夜歇而興盛起來的集鎮(zhèn)或碼頭。此外，茶葉貿易運輸?shù)呐d起，對沿途一些城鎮(zhèn)的繁榮興旺，也起到了極其明顯的作用。如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詩：“三軍江口擁雙旌，虎帳長開自教兵，……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從中不難看到，這個江口城市，本是軍鎮(zhèn)所在，唐朝茶葉生產(chǎn)、運輸興盛起來后，茶檣泊集，茶商摩肩，一下子繁榮了起來。通過上面幾例，不僅可以看到唐代南方茶葉貿易的巨大發(fā)展，而且也形象地看到了茶葉貿易對沿途和所到之處社會經(jīng)濟、社會生活的顯著影響。
關于唐代南北茶葉貿易，還可從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中得到一些有趣的補證。所謂“江賊”，是指出沒在長江水系行劫的強盜。他們一股股多的有兩三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船三二十人，專門搶劫江河中的商旅，有的也上岸搶劫市鎮(zhèn)。這些江賊，都是一些私茶販子，他們把搶得的“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為什么把各種贓物要帶到山里去換茶呢？杜牧接著說：“蓋以異色財物不敢貨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雅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便有店肆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為平人。”最后杜牧在談到這些江賊的活動規(guī)律時又說，“豪、毫、徐、泅、汴、宋州賊，多劫江南、江北、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光州賊，多劫荊、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huán)往來，終而復始。”當然，這些江賦雖然也把搶來的財物博茶運歸本州貨賣，但這不是唐朝真正的茶商和正規(guī)的茶葉貿易，不能作為唐代茶葉貿易的正式例證。不過，從上引的杜牧的兩段記述中，我們至少看到了這樣兩點：一是至唐代晚期，我國南方一些原來屬于窮鄉(xiāng)僻壤的山區(qū)，大力發(fā)展種茶以后，社會一下繁榮和富裕起來；二是我國南北茶葉貿易，分江東和華中兩路進行。東路江西、浙江、江蘇和安徽一帶的茶葉，主要通過長江和淮河、泅水等轉由運河直接運銷今蘇北、皖北和河南各地。華中荊、襄、鄂、岳諸州，過去一般認為也順江東下，由揚州轉運河運往長安和燕幽各地；其實它和江東一樣，并未轉運，而是就近由長江北面各水系直接運銷河南或經(jīng)由河南轉運各地。
唐代的邊茶貿易也很興盛。我國茶葉和茶的知識傳諸西北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可能由來已久，但西北廣大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飲茶和出現(xiàn)茶葉貿易的記載，最早還是始于唐。據(jù)《唐國史補》載，唐時各地和一些少數(shù)民族，風俗均以茶葉為貴，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烹茶帳中，吐蕃的贊普問他煮什么？他故弄玄虛地說，這是“滌煩療渴”的所謂茶也。贊普說：“我亦有此，才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新門者，此昌明者，此著湖者。”這些都是唐時的名茶。當然能夠享用這類茶葉的，只能是贊普一類的少數(shù)上層統(tǒng)治者，至于一般平民，自然是從那些專事邊茶貿易的商人手中買來的粗茶。這一點，也如《封氏聞見記》中所形容的：唐代中期以后，飲茶風盛南北，“窮日竟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我國邊疆一些少數(shù)民族染上飲茶的習慣以后，先通過使者，后來直接通過商人，開創(chuàng)了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以茶易馬的茶馬交易。
3.唐代茶政、茶學和茶葉文化的發(fā)展
唐代茶業(yè)的長足發(fā)展，也極大地促進了自身的建設。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葉最多只能說是一種地區(qū)性的生產(chǎn)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隨著茶業(yè)的發(fā)展，茶就成為一種全國性的社會經(jīng)濟、社會文化和一門獨立的學問了。
茶葉作為全國的一種社會經(jīng)濟，除其所具的商品性內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稅的課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種茶、買賣茶葉，不征收賦稅。唐中期以后，由于茶葉生產(chǎn)、貿易發(fā)展成為一種大宗生產(chǎn)和大宗貿易，加上其時安史之亂以后，國庫拮據(jù)，征收茶葉賦稅，由籌措常平倉本錢，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定制。
唐德宗李適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倉本錢，這是我國第一次抽收茶稅。但未見，在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世亂，德宗逃奔奉天（今陜西乾縣），追悔詔罷茶稅。這次稅茶，雖主要用于地方籌集常平倉本錢，未入國用，但茶稅之巨，給大家有一個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獻通考·征榷考》所說，貞元九年（公元793年），鹽鐵使張滂以水災賦稅不登，又向德宗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后，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德宗從之，再次恢復茶稅，并自此成為定制。
貞元時稅茶，歲得不過40萬貫，但至長慶元年（公元821年），以“兩鎮(zhèn)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接，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又奏請大增茶稅，“率百錢增五十”，這樣，使茶稅歲取至少增加到了60萬。唐文宗時，王蓮為相，為盡收茶葉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葉專營專賣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強令各地“徙民茶樹于官場，焚其舊積”，禁止商人與茶農自相交易，增加稅率，一時天下大怨，不久，王涯因李訓之亂，被腰斬處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才曇花一現(xiàn)，未曾完全貫徹。武宗會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鹽鐵使，又再次增加茶稅，上行下效，茶商所過州縣，也均設重稅。他們在水陸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稅，謂之榻地錢”。稍有不滿，便”掠奪舟車”，就如上面說的江賊的所為一樣，這時私案越禁越盛，茶葉的商稅，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矛盾。這種情況，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鹽鐵轉運使立茶法十二條，才緩和穩(wěn)定下來。據(jù)《新唐書．食發(fā)志》記載，裴體的稅茶法主要有這樣幾點：一是各地設有邸閣者，只準收取邸值（住房堆棧費用），不得再賦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長行群旅”，皆論死；三是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縣如有砍伐茶園或傷害茶業(yè)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縱私鹽法論罪，五是廬州、壽州和淮南一帶，皆加半稅。實施裴休這一茶法，茶商、園戶都較滿意，稅額未增，稅收倍增，迄到朱溫篡唐，稅制一直未有多大變化。
茶葉由不稅到稅，從國用的角度來看，也就是從一種自在的地方經(jīng)濟，正式被認定和提高為一種全國性的社會生產(chǎn)或社會經(jīng)濟。
在唐代以前，我國南方一些地方飲茶、種茶的歷史雖然已很久遠，但是還沒有擺刊過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說，其時茶還沒有形成為一門獨立的正式學問。至唐代中期以后，應茶業(yè)發(fā)展和社會上對茶的知識的需要，出現(xiàn)了陸羽《茶經(jīng)》等一批茶葉專著，使茶在成為全國性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的同時，也以獨立的嶄新的一種學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書，是從陸羽著述開始的。陸羽的《茶經(jīng)》，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書，其問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為獨立的學科這樣劃時代的意義，而且，開創(chuàng)了我國為茶著書立說的先河，千百年來，后人不斷以陸羽《茶經(jīng)》為楷模，續(xù)寫一本本《茶經(jīng)》新篇，使我國傳統(tǒng)茶學不斷得到了發(fā)揚光大。陸羽嗜茶，精于茶道，其關于茶的著作，除《茶經(jīng)》以外，還有《茶記》三卷、《顧渚山記》二卷和《水品》一本。唐代其他人的茶葉著作，有陸羽摯友皎然的《茶塊》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溫庭筠《采茶錄》一卷，蘇廙《十六湯品》一卷，佚名《茶苑雜錄》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溫從云等《補茶事》、五代時毛文錫《條譜》等共十余種。唐代的這些茶書．或師《茶經(jīng)》，或從生產(chǎn)和品飲茶葉的不同方面補充《茶經(jīng)》，建立了我國最早的傳統(tǒng)茶學，比較全面、客觀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實際和知識。這些著作，雖然大都已經(jīng)散佚，但留存下來的《茶經(jīng)》等不多的幾種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許多珍貴的茶史資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葉歷史的重要根據(jù)。
晚唐詩人皮日休在其《茶中雜詠.序》中說：“李疵以前，稱茗飲者，以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吸者無異也。季疵始為經(jīng)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以為之備矣。”即是說，在陸羽之前，我國對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設置、烹飲藝術，都不夠重視，飲茶還如同煮菜喝湯一樣；在《茶經(jīng)》面世以后，對茶葉文化、茶葉生產(chǎn)、茶具和品飲藝術，開始重視和日益講究起來。這也就是說，在唐代中期，隨著我國茶業(yè)和茶學的發(fā)展，茶葉文化本身，也有了一個很大發(fā)展。
先以茶具來說，在陸羽《茶經(jīng)》中，現(xiàn)在所說的茶具稱為“茶器”，茶具是在飲茶發(fā)展的一定階段上，才從一般飲具炊器中獨立和發(fā)展起來的。早期烹飲茶葉的器具，和日常餐具是通用不分的。后來，經(jīng)濟條件較好的一些人家，為了適應經(jīng)常飲茶的需要，在待客和經(jīng)常喝茶的地方，專門固定陳設一套，這才形成正式的茶具。唐人飲茶，和六朝時期相仿，一般都用茶碗，如唐人詩句所吟：“或吟詩一章，或飲茶一碗”，“蒙茗玉花盡，越碗荷葉空”。最初吃茶用的碗，也就是平常裝飯盛湯用的碗，后來有些人家把幾只碗固定和其他茶具放在一起，這時的茶碗雖然形制和質地與其他碗沒有區(qū)別，但用途開始分開來了。之后，一些陶家進一步設計產(chǎn)生出了各種各樣不同形制的茶碗或茶甌來。這一點，已為我國考古發(fā)現(xiàn)所證實。據(jù)報道，在湖南發(fā)掘出土的數(shù)以百計一模一樣的唐朝茶碗中，有一件在碗內底部，竟特別燒制有“茶碗”兩字。很明顯，這只碗，就是專門用來作茶碗的，從其時茶還書作“茶”來看，這只碗，又無疑是唐代前期的產(chǎn)品。這說明唐代前期，長沙一帶雖然飲茶的歷史已很久遠，但茶碗在發(fā)展上還處于只是和普通飯碗分用。而沒有在形制上有別于其他用碗的這樣一種階段。
茶具和茶葉的制作、飲用一樣，在陸羽之前很不講究，是經(jīng)過陸羽在《茶經(jīng)》中點染以后，才普遍重視和講究起來的。對于茶具的講究，如杜育《賦》所描述：“水則方之注，據(j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隅（一作甌）；酌之以匏，取式公劉”，在晉代就有些重視。但是，匯集和比較各地茶具的優(yōu)劣，設計一套實用完備的茶器，還是始自陸羽。陸羽在《茶經(jīng)》中，共列了28種烹飲茶葉的器具和設備，除對每種器物分別述說它們的功能和作用外，還對制作的具體用材、尺寸和工藝作了詳細的說明。陸羽提出的這套茶具，考慮非常周全。如其存放這套茶具的設施，就根據(jù)不同場合，設計了具列和都籃二件。所謂“具列”，也就是竹木制作的用于室內陳列茶具的茶床或茶架；都籃，則是用竹蔑編制的存放這套茶具用的籃子。自此以后，如封演在《封氏聞見記》中所說：“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tǒng)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這就是說，陸羽精心設計整理的這套茶具，不僅奠定了我國古代茶具的基礎，而且也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茶具生產(chǎn)的發(fā)展。唐時有些重要茶具，還出現(xiàn)了一定的專業(yè)生產(chǎn)，并形成了各自的著名產(chǎn)地。如皮日休《茶鼎》詩有待：“龍舒有良匠，鑄此佳樣成”；《茶甌》詩：“邢客與越人，皆能造茲器，圓似月魂墮，輕如云魄起。”龍舒，即今安徽的舒城，邢客與越人，是指邢窯和越窯。對于這一點，《唐國史補》中也說：“鞏縣陶者，多為瓷偶人，號陸鴻漸，買數(shù)十茶器，得一鴻漸。”說明當時陶瓷茶具的生產(chǎn)，不僅如邢、越一類名窯相互斗奇比異，連鞏縣一類的普通窯主，也想出了搭送陸羽陶像等方法，來參加茶具生產(chǎn)交易的角逐。
唐代茶葉文化的發(fā)展，還突出反映在赴會上享用茶葉的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會享用，概括地說，就是茶葉的價值觀，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這里不妨搞引唐人的一些詩句，來略作說明。唐著名詩人元稹，曾寫有一首一至七字《茶》詩，其云：“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碾雕白玉，羅織紅紗；銚煎黃蕊色，婉轉麴塵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對朝霞；洗盡古今人不倦，將知醉后豈堪夸。”這首茶詩的內容中，除對茶的特點、加工、烹煮、飲用、功效作了全面概括以外，還特別提到愛慕茶葉的“詩客”和“僧家”。應該指出：唐代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鄉(xiāng)間庶民，茶葉之所以成為“比屋之飲”，的確與其時社會上的達官名士、高僧仙道在詩文中的贊頌、倡導是分不開的。在唐以前，茶的詩文很少，唐代特別是中唐以后，茶待和提到茶的詩句，急劇地增加了起來。如唐時著名詩人李白、劉禹錫、白居易、孟浩然等等，無不嗜茶，也無不遺有眾多吟哦茶葉的詩句。這些詩文，如呂巖詩句所形容，“通道復通告，名留四海傳”，一方面把茶葉宣傳成了無人不知、無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極大地開拓和提高了茶葉文化的精神意義。如在禮儀方面，通過鮑君徽的《東亭茶宴》、王昌齡的《洛陽尉劉宴與府縣諸公茶集天宮寺岸道上人房》以及錢起的《過長孫宅與郎上人茶會》等待，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時在客坐敬茶的基礎上，進一步創(chuàng)造興起了以茶為集，以茶作宴和以茶設會的集體活動形式。這種形式，如詩僧皎然《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湯衡海上人飲茶賦》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軒猶為開；墻東隱者在，淇上逸僧來；若愛傳花飲，詩著卷素裁；風流高此會，晚景屢裴回。”這實際上是我國或世界茶道的濫觴或雛型。
茶宴、茶集和茶會，已從一般的待客禮儀，演化為以茶會集同人朋友、迎來送往、商討議事等等有目的、有主題的處事聯(lián)誼活動。如李嘉桔《秋晚招隱寺東峰茶宴送內弟間仙均歸江州》所說，其茶復就是為歡送閻伯均而設的。在這些茶宴或茶的集會上，與會者一方面“茗愛傳花飲”，欣賞茶的色香味形，一方面“詩看卷素裁”，相互賦詩言志，作畫抒情，從飲茶的單純物質享受，進一步擴展到茶會的精神享受。日本茶道的要義，是所謂“和、清、敬、寂”四字。其實，在唐人的詩文中，很多也是推崇、追求這樣幾點。如白居易作詩吟：“況茲孟夏月，清和好時節(jié)。微風吹夾衣，不寒復不熱。移榻樹明下，竟日何所謂?；蝻嬕幻娌瑁蛞鲀删湓?。內無憂患迫，外無職役羈。此日不自適，何時是適時？！”孟浩然的《清明即事》詩句：“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空堂坐椅憶，酌茗聊代醉。”劉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詩：“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聞虛籟，深山只此涼。增真生我敬，水淡發(fā)茶香。坐欠東樓望，鐘聲振夕陽。”把上述條的有關詩情畫意提煉出來，所重復和追求的，也就是“和清敬寂”這樣一類意念。這一點，唐人斐漢《茶述》中概括得尤為簡要，其稱：茶葉“其性精清，其味浩浩，其用滌煩，其功致和，參百品而不混，越眾飲而獨高”，這表明其對茶葉特性或茶道的認識，已達到了一個頗為精深的程度。
總上所說，我國由六朝或唐朝前期江南人“吃茗粥”或“瀹蔬而啜”，到斐汶所說的“越眾飲而獨高”，不能不說是我國茶葉文化的一大飛躍。
4.唐代茶業(yè)發(fā)展的主在原因
唐代茶業(yè)發(fā)展的主要原因有四。
其一，是盛唐經(jīng)濟、文化的影響。在六朝以前，我國飲茶還很不普遍，《膳夫經(jīng)手錄》稱，“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歷遂多”，那么，為什么茶業(yè)是在開元天寶以后才慢慢興盛起來的呢？毫無疑問，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經(jīng)濟直接相聯(lián)系的。
講到唐朝的強盛，會很自然地會想到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初的貞觀之治，在富國強兵、擴大版圖、鞏固統(tǒng)治等許多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它只是為新王朝的強大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唐朝繁榮富強的頂點，還是在開元、天寶期間。唐玄宗李隆基在執(zhí)政前期，還是一個有抱負和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君主，他任用了姚崇、宋理應張九齡等一批有才干的賢能，掃除積弊，改善庶政，使初唐以來的上升景象，最后織成“開元全盛”的畫面。詩人杜甫在《憶昔》這首詩中，對開元盛況有這樣的描寫：“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當然，這私人倉廩，只是地主的倉廩，但在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無疑是其社會經(jīng)濟最為殷實的一個時期。茶葉是社會消費品，茶葉的消費，是由社會經(jīng)濟所決定的。如所周知，北方飲茶的普及，就與開元年間泰山靈巖寺大興禪教的活動有關。禪教在南北朝時，流傳到我國南朝的南京北朝的洛陽，但禪教和飲茶在其時都沒有多大發(fā)展。所以，開元時北方禪教和飲茶的興起，決不是與社會經(jīng)濟無關的一種孤立發(fā)展。
另外，國家的統(tǒng)一，交通的發(fā)達，南北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密切，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南北朝禪教和茶在北方之所以沒有發(fā)展，與經(jīng)濟固然有重要關系，但其時南北的分裂、交通的阻塞，也不無影響。隋朝修鑿的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江南河，雖然只是為楊廣巡游揚州和江南開道，但是，在其后的很長時間中，對溝通長江和黃河兩大流域的經(jīng)濟、文化，卻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從交通的角度來說，要是沒有大運河這條水路國道，就不可能有開元那樣鼎盛的局面；縱然有開元那樣的盛世和禪教的風起，假如沒有運河國道，運輸茶葉受到限制，北方禪教和茶業(yè)也不可能在一個很短時期內風行起來。
第二，陸羽的倡導。北宋梅堯臣在《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中吟“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茶”，這是對陸羽一生在茶業(yè)上的貢獻所作的非常公允的評價。茶的發(fā)現(xiàn)和飲用，古已有之，非陸羽之功；但是唐代茶業(yè)的興盛，則確實是與陸羽的倡導分不開的。陸羽對茶業(yè)的倡導，首先也主要反映在《茶經(jīng)》的影響上。《茶經(jīng)》一書，包括陸羽這個茶學專家的形象，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唐代茶業(yè)發(fā)展的需要和產(chǎn)物。也就是說，“茶圣陸羽”及其《茶經(jīng)》，是唐代茶業(yè)大發(fā)展中產(chǎn)生的。但是，反過來，陸羽《茶經(jīng)》的提倡，又推動和促進了唐代茶業(yè)的更大發(fā)展。這一點，《新唐書·陸羽傳》說得很貼切。“羽嗜茶，著經(jīng)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茶經(jīng)》中關于茶的歷史、制茶飲茶的方法、器具，不是從陸羽才有的，而是他把它們總結、提高得更加完備，自此“天下益知飲茶”；他的作用，主要是在“益知”上。怎樣“益知”呢？宋人陳師道在《茶經(jīng)序》中稱：“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復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也即是說，陸羽及其《茶經(jīng)》的功德，影響非常深遠，實際觸及了茶業(yè)和茶葉文化的各個方面。
三是僧道生活和茶為教事吸收的影響。唐代茶業(yè)的發(fā)展，還表現(xiàn)在與唐代佛教、道教興盛的關聯(lián)上。我國佛、道二教，自漢朝起，經(jīng)南北朝的發(fā)展，到唐朝，也達到了極其興盛的階段。如武則天時、佛道二教，特別是佛教，就得到很大的發(fā)展。其時在長安造的“明堂”，高達294尺。后來又造了一個“天堂”，存放大佛，其建筑比明堂還要高大。武則天很迷信，她甚至頒令天下，在全國斷屠、禁漁達七八年之久。因為統(tǒng)治者的支持，所以唐朝不僅產(chǎn)生了最富足的寺院經(jīng)濟，而且也形成了一支人數(shù)眾多脫離勞動的僧道隊伍。唐朝憎道不僅成為茶的主要消費者，也成為茶道、茶藝的重要倡導者。佛教講輪回轉世、因果報應，主張修行悟性，以求得道成佛。道教注重醮禱，以求長壽多福，或修煉成仙。所以無論是佛教抑或道教，其枯燥孤寂的修養(yǎng)祈禱活動，都有賴于茶，有茶則舒，因此，茶葉不僅為眾多僧道所好，也廣泛吸收在寺院生活之中。如杜荀鶴《題德玄上人院》詩：“刳得心來忙處鬧，閑中方寸闊于天。浮生自是無空性，長壽何曾有百年。罷定馨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雖未似師披衲，此理同師悟了然。”至于佛教坐禪，茶的功用就更大。如《封氏聞見記》所記，開元時，泰山靈巖寺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許飲茶，由自人懷挾，到處煮飲，相效成俗，不但促進了北方飲茶的普及，也直接推動了我國整個茶業(yè)的發(fā)展。據(jù)統(tǒng)計，在《全唐詩》中，凡提及茶事的詩詞，僧道寫作或在寺院和僧道一起飲茶的詩詞，竟占到總數(shù)的十之近二。唐朝寺院增道吟誦茶葉的詩詞不僅特別多，而且寺院往往也就是種茶較多、制茶較精的制茶技術中心。如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的序文中說的“清香滑熟”能使人增壽還重的“仙人掌茶”，就是荊州玉泉寺所種和加工制成的。所以，唐朝的專院和增徒道眾，不單是嗜茶的一批茶葉鼓吹者，也是茶藝、茶道的一些實踐家和創(chuàng)造者。
其四，這時的氣候條件，也有利于茶業(yè)的發(fā)展。據(jù)竺可楨先生對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研究，在近五千年，大約經(jīng)歷過這年幾次冷暖交替過程；第一溫暖期，為公元前3000～1000年，約當仰韶文化和河南殷墟時代，這一時期，黃河流域直至山東半島，都有竹類分布，安陽殷墟還有麈和竹鼠、狨、水牛等熱帶、亞熱帶動物遺骨。第一寒冷期，為公元前1000～850年，約當西周時期，據(jù)《竹書紀年》記載，這一時期漢水曾兩次結冰。第二溫暖期，為公元前770～公元初年，約當春秋至西漢這個階段，據(jù)《詩經(jīng)》和《史記》等文獻記載，梅、竹、橘、漆等亞熱帶植物分布，比寒期推北。第二個寒冷期，由公元初～600年，約當東漢至南北朝這個階段，這一時期中，尤以3世紀后半期的氣溫更低，其時每年陰歷四月還常降霜。第三個溫暖期，為公元600～1000年，約當我國隋唐五代時期。8世紀初，梅樹種于長安，公元751年，長安種的柑桔結果。第三個寒冷期，公元 1000～1200年，大抵相當我國兩宋階段。這一時期，太湖曾給冰，厚可行車，洞庭東西山的柑桔全部凍死，杭州每年的終雪日一般都要推遲至暮春。當然，這是我國自原始末期至末代大的氣候變化周期，在這每個溫暖和寒冷期之中，也都包含有一些小的有規(guī)律的冷暖變化。
通過上述歷史氣候的回顧，可對唐以前我國茶業(yè)發(fā)軔雖早，但發(fā)展緩慢，而至唐朝一下子興旺起來的自然原因，有一個初步的理解。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在近五千年中，唐代是最為溫暖的一個時期，明白了這點，對唐朝貢焙為什么設在較北的江浙宜興和長興，在唐代那樣的技術條件下，栽培茶樹的北限，何以能擴展到海州（今江蘇連云港）一帶，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唐朝茶業(yè)的發(fā)展，除掉眾多社會原因之外，與當時的“天時”條件，是有一定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