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也打不過，跑也跑不了，想關起門來不玩了，人家又不允許，沒有辦法，中國只好祭起“以茶制夷”的這桿傳統(tǒng)大旗，可是這次面對的不再是冷兵器時代的內陸民族，傳統(tǒng)的良策在此時一點用都沒有，人家竟然還突破了地理和疆域的防線，來自英國的植物獵人福鈞（rorbert fortune, 1813-1880）在1850年代從中國盜去茶種、茶苗，英國在印度阿薩姆種茶成功。于是，中國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了，但這條路又談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們還在以道德之名譴責這一場戰(zhàn)爭。但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里，對于弱者來說，那些自己覺得義憤填膺的譴責，又何嘗不是可憐巴巴的申訴？這其實是李鴻章（1823-1901）在光緒七年（1881年）致信英國禁煙協(xié)會時就已經注意到了的現(xiàn)象：對于這一場戰(zhàn)爭，“中國從道德立場看待整個問題，而英國是從財政的角度”（卜正民等《鴉片政權》）。藍詩玲發(fā)現(xiàn)，鴉片戰(zhàn)爭只是清政府諸多問題中的一個，中國人談論鴉片戰(zhàn)爭帶有更多的自我批評色彩；1920年代開始，中國教科書將鴉片戰(zhàn)爭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把當時中國社會的所有問題都歸咎于帝國主義。（藍詩玲《鴉片戰(zhàn)爭：毒品、夢想和中國之形成》）
《茶葉戰(zhàn)爭》讓人反思我們今天的生活的緣由與意義，因為那段以茶葉為主角的故事到現(xiàn)在還遠遠沒有結束：一方面，大到當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小到你我的具體生活狀況，都與此關系不??；另一方面，歷史并不僅僅是過去的那些漸行漸遠的故事，歷史就活在我們記憶、選擇、解讀、講述它們的過程之中，因此被很多人用作提供其行為與權利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據的一種工具，古今中外，往往如此。當然，《茶葉戰(zhàn)爭》沒有直接回答、涉及這些問題，但它讓人反省，對于那段歷史，我們記憶和傳承的是什么、為什么我們記憶和傳承的是這些而不是那些內容，它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而不是辱罵和恐嚇。
以茶讀史，是一個具體而可以觸摸的策略與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