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距今1.9萬年左右）遺址中，發(fā)現(xiàn)有1枚骨針和141件鉆孔的石、骨、貝、牙裝飾品。證實當時已能利用獸皮一類自然材料縫制簡單的衣服。中華服飾文化史由此發(fā)端。山頂洞所見小石珠7件、穿孔獸牙125枚等裝飾品，上有長期佩帶的磨蝕痕跡。其中5件出土時呈半圓形排列，可能是成串的相飾。另有25件還用赤鐵礦粉涂染著色，聯(lián)系山頂洞下室埋葬的尸骨上也散布有赤鐵礦粉粒，可能是在衣服上著色所用，或系一種飾終儀式，反映出山頂洞人的某種審美感情。保護生命，掩形御寒，裝飾自身，都在原始社會成為服裝主要作用。
這一時期的衣料較春秋戰(zhàn)國時期豐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發(fā)展。特別在漢代，隨著輿服制度的建立，服飾的官階等級區(qū)別也更加嚴格。秦漢服裝面料仍重錦繡。繡紋多有山云鳥獸或藤蔓植物花樣，織錦有各種復雜的幾何菱紋，以及織有文字的通幅花紋。西漢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張騫奉命兩次出使西域 ，開辟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陸路通道，成千上萬匹絲綢源源外運，歷魏晉隋唐，迄未中斷，史稱絲綢之路。于是，中華服飾文化傳往世界。自秦而漢，深衣有了一些發(fā)展和變化。從東漢社會上層來看，通裁的袍服轉(zhuǎn)入制度化。秦代服制與戰(zhàn)國時無大差別，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漢男女服裝，仍沿襲深衣形式。不論單、綿，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縫連為一體，上下依舊不通縫、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內(nèi)衣，其領(lǐng)袖緣一并顯露在外，成為定型化套裝。下著緊口大褲，保持“褒衣大裙”風格。足下為歧頭履。腰間束帶。
魏晉和南北朝時期，等級服飾有所變革，民族服飾大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綸巾、白綸巾等巾帽。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這一制度此后歷代相沿雜而用之，直到元明。晉代的首服除幅巾為社會沿用之外，有官職的男子還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紗帽的稱漆紗籠冠，本是兩漢武士之制，傳之又傳，不僅用于男官員，并流傳民間且男女通用。
隋唐時期，中國由分裂而統(tǒng)一，由戰(zhàn)亂而穩(wěn)定，經(jīng)濟文化繁榮，服飾的發(fā)展無論衣料還是衣式，都呈現(xiàn)出一派空前燦爛的景象。彩錦，是五色俱備織成種種花紋的絲綢，常用作半臂和衣領(lǐng)邊緣服飾。特種宮錦，花紋有對雉、斗羊、翔鳳、游鱗之狀，章彩華麗。刺繡，有五色彩繡和金銀線繡等。印染花紋，分多色套染和單色染。隋唐時期男子冠服特點主要是上層人物穿長袍，官員戴幞頭，百姓著短衫。直到五代，變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顏色來區(qū)分等級，用花紋表示官階。隋唐女裝富有時裝性，往往由爭奇的宮廷婦女服裝發(fā)展到民間，被紛紛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響而別具一格。隋唐時期最時興的女子衣著是齊胸襦裙、高腰襦裙，即短上衣加長裙，裙腰以綢帶高系，幾乎及腋下。
隋唐女子好打扮。從宮廷傳開的“半臂”，歷久不衰，后來男子也有穿著的。當時還流行長巾子，系用銀花或金銀粉繪花的薄紗羅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帶上，再披搭肩上，旋繞于手臂間，名曰披帛。唐代婦女的發(fā)飾多種多樣，各有專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錦繡織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數(shù)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來文化，唐貞觀至開元年間十分流行胡服新裝。 宋代服飾大致有官服、便服、傳統(tǒng)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羅為主，政府因五代舊制，每年要贈送親貴大臣錦緞袍料，分七宋代靈鷲球紋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襲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長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烏紗帽，名直腳幞頭，君臣通服，成為定制。宋代官服又沿襲唐代章服的佩魚制度，有資格穿紫、緋色公服的官員都須在腰間佩掛“魚袋”，袋內(nèi)裝有金、銀、銅制成的魚，以區(qū)別官品。“方心曲領(lǐng)”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項間套上圓下方的飾物。宋代官員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圓領(lǐng)衫和帽帶下垂的軟翅幞頭，依然唐式，腳下卻改著更便于平時起居的便鞋。宋代遺老的代表性服飾為合領(lǐng)（交領(lǐng)）大袖的寬身袍衫、東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緣邊，以存古風。東坡巾為方筒狀高巾子，相傳為大文學家蘇東坡創(chuàng)制，實為古代幅巾的復興，明代的老年士紳還常戴用。
女發(fā)式和花冠，是當時對美追求的重點，最能表現(xiàn)宋代裝束的變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趨危巧，宋代花冠再加發(fā)展變化，通常以花鳥狀簪釵梳篦插于發(fā)髻之上，無奇不有。
經(jīng)過元代蒙古人統(tǒng)治之后，明代恢復漢族的傳統(tǒng)，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制定服飾制度。明代皇帝戴烏紗折上巾（烏紗翼善冠），帽翅自后部向上豎起。明初要求衣冠恢復唐制，其法服的式樣與唐代相近，只是將進賢冠改為梁冠，又增加了忠靖冠等冠式。自唐宋以來，龍袍和黃色就為皇室所專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來紫色為貴。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為正色，又因《論語》有“惡紫之奪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廢除不用。明代的公服亦用幞頭和圓領(lǐng)袍，但這時的幞頭外涂黑漆,腳短而闊,名烏紗帽，無官職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級規(guī)定服色外，最有特色的是用“補子”表示品級。補子是一塊約40～50厘米見方的綢料，織繡上不同紋樣，再縫綴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補子用鳥，武官用走獸，各分九等。為褒獎官員的功勛，另特賜蟒袍、飛魚服、斗牛服等服飾。蟒是四爪之龍,飛魚為魚尾有鰭之蟒,斗牛則在蟒頭上加彎曲的牛角。官至極品則用玉帶。所以“蟒袍玉帶”就成為這時大官僚之最顯赫的裝束。平常穿的圓領(lǐng)袍衫則憑衣服長短和袖子大小區(qū)分身份，長大者為尊。受到誥封的官員妻、母，也有以紋、飾區(qū)別等級的紅色大袖禮服和各式霞披。此外，上層婦女中已著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上下層社會的服飾均有明顯等級。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裝或長、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襲了傳統(tǒng)，且品種十分豐富。服飾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綠、桃紅等色，以免與官服正色相混；勞動大眾只許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來舊樣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親自制訂兩種，頒行全國，士庶通用。一種是方桶狀黑漆紗帽，稱四方平定巾；一種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稱六合一統(tǒng)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歸一。后者留傳下來，俗稱瓜皮帽，系用黑色絨、緞等制成。清代服飾清王朝時，以暴力手段推行剃發(fā)易服，按滿族習俗統(tǒng)一男子服飾。順治九年（1652），欽定《服色肩輿條例》頒行，從此廢除了濃厚漢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發(fā)挽髻，著寬松衣，穿長統(tǒng)襪、淺面鞋；清時則剃發(fā)留辮，辮垂腦后，穿瘦削的馬蹄袖箭衣、緊襪、深統(tǒng)靴。但官民服飾依律涇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種為長袍馬褂。官帽與前朝截然不同 ，凡軍士、差役以上軍政人員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緯帽，按冬夏季節(jié)有暖帽、涼帽之分，還視品級高低安上不同顏色、質(zhì)料的“頂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稱花翎，高級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圓斑），并有單眼、雙眼、三眼之別，眼多者為貴，只有親王或功勛卓著的大臣才被賞戴?；实塾袝r還賞穿黃馬褂，以示特別恩寵。影響所及，其他顏色的馬褂遂在官員士紳中逐漸流行，成為一般的禮服。四、五品以上官員還項掛朝珠，用各種貴重珠寶、香木制成，構(gòu)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點。絲紡繡染及各種手工專業(yè)的進步，為清代服飾品種的豐富創(chuàng)造了條件。
清代女裝，漢、滿族發(fā)展情況不一。漢族婦女在康熙、雍正時期還保留明代款式，時興小袖衣和長裙；乾隆以后，衣服漸肥漸短，袖口日寬，再加云肩，花樣翻新無可底止；到晚清時都市婦女已去裙著褲，衣上鑲花邊、滾牙子，一衣之貴大都花在這上面。滿族婦女著“旗裝”，梳旗髻（俗稱兩把頭），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傳的所謂旗袍，長期主要用于宮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為漢族中的貴婦所仿用。現(xiàn)代服飾 （1912年以來）
辛亥革命結(jié)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中華民族的服飾進入了新時代。
在此之前，改良主義者康有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統(tǒng)初年，曾上書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國留學生也改穿西裝。隨著中外交流的加強，五彩紛呈的服裝終于沖垮了衣冠等級制度。傳統(tǒng)的袍、衫、襖、褲、裙越來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飾影響，并被許多新品種新款式取而代之。①男裝。民國初年出現(xiàn)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著中西裝都戴禮帽，被認為是最莊重的服飾。20年代前后出現(xiàn)中山裝，逐漸在城市普及。廣大農(nóng)村一直沿用傳統(tǒng)的襖褲，頭戴氈帽或斗笠，腳著自家縫納的布鞋。②女裝。辛亥革命帶來了多樣化，一身襖褲之外，又多穿用襖裙套裝。20年代以來，婦女喜愛旗袍，旗袍逐漸成為時裝而不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服飾崇尚簡樸實用。50～70年代，中山裝漸成男子主體服裝，此外流行過軍便裝，人民裝；女裝受蘇聯(lián)影響，連衣裙風靡城市，此外還流行過列寧裝等。但在農(nóng)村，上衣下褲一直是大多數(shù)農(nóng)民的傳統(tǒng)裝束。1978年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體現(xiàn)時代精神，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服飾如雨后春筍般發(fā)展起來，面貌簇新。中國服飾對西方的影響如果說西方服飾文化刻意追求表現(xiàn)人體美，而完全忽視了服飾倫理，那么，中國服飾文化由于受到傳統(tǒng)的倫理價值觀念的影響還或多或少地保留著一些道德上的體統(tǒng)。譬如《禮記·王制》說：“作淫聲異服。奇球奇器以疑眾，殺！”（易·系辭》認為：‘始容誨淫”。《左傳》稱“貪色為淫”。《系辭》是秦、汗間的儒生所作，其后，趙飛燕、梁冀及其妻子等在服飾上的追求奇異和生活的淫亂，更說明了“冶容誨淫”。然而，盡管中國傳統(tǒng)服飾文化沒有或者很少突出對人體美的直接贊賞，但在一些古典文學作品里不乏對人體美的描寫。從《詩經(jīng)》，騷賦到明清的小說和傳奇，其中都有這類描寫，譬如“肌如白雪，腰如束素”?！澳w如凝脂”、“虎背熊腰”，而且更多的是人與服飾共同構(gòu)成的美的形象；“著我繡莢裙，事事四五通，足上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鐺，指如削蔥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保ā豆旁姙榻怪偾淦拮鳌罚?；“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tài)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賞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訇葉垂鬢唇。背后何所見？珠壓腰 穩(wěn)稱身?！保ā尔惾诵小罚┗蛟S有人會以現(xiàn)代女性服裝中的旗袍為例，來證明中國女裝也著重表現(xiàn)人體的自然美，其實，這種旗袍是在本世紀上半葉受西方服飾審美趣味影響的結(jié)果，直至光緒年間，旗袍還不是現(xiàn)在的式樣。傳統(tǒng)旗袍在肩、胸、腰、臂、臀等部位的表現(xiàn)與突出人體美的西方女性服裝完全不一樣。和西方服飾藝術(shù)不同的是：中國服飾藝術(shù)不是突出人體美，而是充分調(diào)動藝術(shù)造型等手段追求一種裝飾美，即一種超越形體的精神空間。從中國清朝以前的服裝款式來看，遮蔽人體的寬抱大油是中國傳統(tǒng)服飾的主流。既使某些人的形體很美，這種服裝也不去展現(xiàn)這個美的形體?！顿Y治通鑒》引蕭何的話說：“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從這層意義上去看寬抱大袖的中國古代皇帝禮服，我們應(yīng)會明白它們?yōu)槭裁床蝗ケ憩F(xiàn)皇帝的形體美，而是著重寫意傳神，突出他們端莊威嚴的精神力量。屈原在《涉江》中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彼源┐鞲挥凶约簜€性的服飾來表現(xiàn)自己憤世嫉俗，不趨炎附勢的氣度和情懷。西方服飾人體直觀美和中國服飾人體裝飾美的區(qū)別反映了兩種文化形態(tài)價值取向的不同。林語堂就曾經(jīng)指出：“大約中西服裝哲學上不同之點，在于西裝意在表現(xiàn)人身形體，而中裝意在遮蓋它。”（《生活的藝術(shù)》）萊辛說：“我承認衣服也有一種美，但是比起人體美來，衣服美算得上什么呢？”（轉(zhuǎn)引自《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而林語堂則持相反觀點：“只有在沒有美感的社會，才可以容得住西裝……西裝的式樣是這樣的，使街上的行人都會知道你的腰身是三十二寸或三十八寸……一般癡肥的四十歲婦女，穿起祖胸露背的晚服來赴歌劇的初夜公演，這也是西洋發(fā)明的刺目事物之一。（《生活的藝術(shù)》）
然而，由于中國服飾文化缺乏象伊斯蘭一樣的宗教觀念的制約，所以很難抵卸西方突出人體美的服飾審美價值觀的侵蝕。近代的旗袍和現(xiàn)代都市女性的各種扭四人體的服裝便證明了這一點。中國有句俗語：“穿衣戴帽各隨所好”。這說明中國服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倫理的約束。
當然西方服飾也吸收中國傳統(tǒng)服飾的某些特點，譬如，當中國現(xiàn)代服裝采用西方女裝那種坦肩露背的領(lǐng)式時，西方則采用中國旗袍的立式領(lǐng)，但西方對中國傳統(tǒng)服飾特點的吸收和借鑒畢竟是微乎甚微的。中國傳統(tǒng)服飾的審美價值觀不可能從整體上去改變或者去替代西方人的審美定勢，而西方服飾文化則已形成對中國傳統(tǒng)服飾文化的強大沖擊波，中國人似乎不知不覺地在面臨著服飾上的異化。
和伊斯蘭服飾文化不同的另一個方面是：中西當代和現(xiàn)代服飾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特點是：服飾款式不斷翻新，追求品牌，高速淘汰，從而給經(jīng)濟資源帶來巨大的浪費。這同反對奢靡浪費的伊斯蘭服飾倫理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翻閱近二十年來中西各國時裝雜志，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許多服裝款式的平均壽命只有三至六個月，甚至更短。僅以裙子的款式為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有“中庸裙”、“密實裙”、“密摺把裙裝”、“開裙”、“層疊裙裝”、古典式裙裝”相繼問世。許多服裝設(shè)計師每年都要推出許多新的服裝款式，在不斷地人為地刺激服裝款式高消費的同時也不斷地刺激人們的其他欲望。據(jù)國外有關(guān)資料報道，當英國王妃戴安娜得知自己被列為一九八三年‘十大衣著最差女性”榜首時，感到十分羞傀和難堪，連英國的許多平民百姓也為她祈禱。這一事例極具有諷刺意義。它表明：服飾早已超越了普通人，甚認為，服飾不僅具有實用和裝飾的功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體現(xiàn)人類在信仰上的崇高精神境界的作用和意義。而中西服飾文化則將服飾藝術(shù)視為服裝設(shè)計的首要原則，前者重裝飾藝術(shù)；后者重人體藝術(shù)。倫理觀念對服裝設(shè)計與制作的調(diào)節(jié)作用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或擯棄。甚至是英國成員的消費標準和審美標準。這種情形正如喬維諾.龐達諾曾指出的：“我們每天都看到服裝是這樣變更花樣，四個月前還認為滿意的服裝，今天就已經(jīng)過時而遭到擯棄。這種放蕩不羈，只能受到譴責而無法加以禁止?！保ā毒髡摗罚╇m然服裝上的鋪張浪費和追求新奇效應(yīng)在中國傳統(tǒng)服飾文化中從未占據(jù)主導地位，但不少有識之士對此卻有警世之言在先，譬如，墨子就曾講過：“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暖；夏則締絡(luò)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圣人之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而觀愚民也……當今之主，其為衣服……鑄金色為鉤，珠玉以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接，以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于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現(xiàn)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保ā赌印まo過》）墨子的話語是多么的中肯和精辟，但至今仍遭非議。
此外，當今的有些時裝設(shè)計師還有意追求某種荒誕離奇的視覺效應(yīng)。譬如在西方和日本等國曾一度流行過的“乞丐裝”，人們故意把衣服弄破，東拖一片，西掛一片，甚至弄成衣不蔽體的樣子。或者用陳舊骯臟的布來制作。
至于伊斯蘭服飾倫理學堅決反對的男扮女裝，女扮男裝，在中西現(xiàn)代服飾中更是司空見慣，屢見不鮮。我們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身著男式服飾的所謂“假小子”和頭扎辮子，耳戴金環(huán)的妖艷男子。還有些服裝似乎是受了西方女權(quán)主義思潮的影響，有意在消除兩性之間的特征差別，提倡所謂：“中性服飾”或者“服飾中性化”。
一、伊斯蘭服飾文化是以伊斯蘭教義這一最根本的、最合理的價值觀作為統(tǒng)攝服飾的文化、歷史、時代、心理、審美等諸要素的最高主導思想。伊斯蘭服飾藝術(shù)根本無需倫理學的干預，因為藝術(shù)本身就足以陶冶人們的高尚情操。
二、伊斯蘭服飾文化強調(diào)服裝必須遮蓋羞體。因為雖然人體作為安拉的創(chuàng)造物是均稱健美的，但人體是有男女之別的。暴露羞體很容易激起本能的情欲，從而敗壞道德，使人降格為同動物一般。而西方服飾文化則有意突出人體。在將人體作為一種美來觀賞時，忽略了人體美的特殊性及人體審美經(jīng)驗的特殊性，混淆了人體美與其他美的形態(tài)之間的差異。這種展現(xiàn)和突出人體的審美觀是西方服飾文化的基礎(chǔ)。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古羅馬文化的歷史沉淀。而中國傳統(tǒng)服飾文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傳統(tǒng)倫理價值觀的約束，不是重人體的直觀表現(xiàn)，而是重裝飾的寫意和傳神，但這種傳統(tǒng)倫理價值觀缺少象伊斯蘭倫理學一般的堅固支撐——認主獨一的正信和后世歸宿的最終關(guān)懷，因此，很難抵卸西方審美價值觀在服飾設(shè)計與制作上的非道德化傾向的侵蝕，使自身最終發(fā)生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