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這個正式的稱謂，出現(xiàn)于官方文獻趙學(xué)敏撰的《本草綱目拾遺》中，這本著于乾 隆三十年（1765年）的著作是繼《本草綱目》之后的另一部集大成之作。記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成團。有大、中、小三等。云南志：普洱山在車?yán)镘娒裥克颈?，其上產(chǎn)茶，性溫味香，名普洱茶。南詔備考：普洱府出茶，產(chǎn)攸樂、革登、倚邦、莽枝、蠻專、曼撒六茶山。而以倚邦、蠻專者味較勝。味苦性刻，解油膩牛羊毒，虛人禁用?？酀?，逐痰下氣，刮腸通泄。”“按，普洱茶。大者一團五斤，如人頭式，名人頭茶，每年入貢，民間不易得也。有偽作者，名川茶，乃川省與滇南交界處土人所造，其餅不堅，色亦黃，不如普洱清香獨絕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綠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物理小識：普雨茶蒸之成團，西番市之，最能化物，與六安同（按：普雨即普洱 也）。”
短短幾百字明確表明普洱茶的產(chǎn)地，以及茶膏的藥用價值和功效。據(jù)故宮博物院今保存的清乾隆九年（1744 年）《內(nèi)務(wù)府奏銷檔》載：“云南督撫按例貢進的上等名茶中有普洱小茶400團，普洱女兒茶、蕊茶各1000團，普洱芽茶、蕊茶各100瓶，普洱茶膏100匣。”這一記載說明，清宮廷最注重的是極品普洱茶，占了普洱貢茶的七成以上，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吳大勛在《滇南聞見 錄》中記述了普洱貢茶花色品種及其藥理作用：“團茶產(chǎn)于普洱府屬之思茅地方，茶山極廣。夷人管業(yè)，采摘烘焙，制成團餅，販賣客商，官為收課。每年上貢，有團有膏，思茅同知承辦。團餅，大小不一，傯以堅重者為細(xì)品，輕松者葉粗味薄。其茶能消食理氣，去積滯，散風(fēng)寒，最為有益之物。煎熬飲之，味極濃厚，較他茶為獨勝。”
清《普洱府志》卷十九有載，“每年貢茶為四種：團茶(五斤重團茶、三斤重團茶、一斤重團茶、四兩重團茶、一兩五錢重團茶)、瓶裝芽茶、蕊茶、匣裝茶膏共八色。”從上述記載中后人能夠感受到，置辦貢茶是極為講究的一件大事，要好茶，要八色貢茶，由思茅廳當(dāng)?shù)毓賳T專門承辦普洱貢茶呈送清宮。清乾隆六十年(1795 年)，定普洱府上貢茶4種：團茶(分5斤、3斤、1 斤、4兩、1.5兩)、芽茶、茶膏和茶餅。清嘉慶四年（1799年），安徽望江進士檀萃于云南離任的歸途中寫成《滇海虞衡志》，卷中有載：“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六大茶山，一曰攸樂、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蠻磚、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數(shù)十萬人，茶客收買，運于各處，每盈路，可謂大錢糧矣”。
不難看出，那時普洱茶盛世空前，茶農(nóng)的主要生活用品仰仗于因普洱茶盛名而引來的商人和馬幫，人們在進行茶葉貿(mào)易的同時也帶來了土特產(chǎn)品和生活用品，推動了茶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此外書中還寫到，“茶山有茶王樹，較五茶山獨大，本武侯遺種，至今夷民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