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阮?！镀斩栌洝返挠涊d：“于二月間采蕊極細而白，謂之毛尖，以作貢”“其葉之少放而猶嫩者名芽茶”“女兒茶為婦女所采，于雨前得之”。
清乾隆六十年(1795)，定普洱府上貢茶千種：團茶(分5斤、3斤、1斤、千兩、1.5兩)、芽茶、茶膏和茶餅。其后，清政府又規(guī)定，貢茶由思茅廳置辦。清《普洱府志》卷十九有載，每年貢茶為四種：團茶、瓶裝芽茶、蕊茶、匣裝茶膏共八色。作為貢茶的還有景谷民樂秧塔白茶，即“白龍須貢茶”和墨江的“須立貢茶”。
普洱金瓜貢茶，始于清雍正七年即1729年。當時，云南總督鄂爾泰在普洱府寧洱縣(今寧洱鎮(zhèn))建立了貢茶茶廠，選取西雙版納最好的女兒茶，以制成團茶、散茶和茶膏，敬貢朝廷。清人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云：“普洱茶成團，有大中小三種。大者一團五斤，如人頭式，稱人頭茶，每年入貢，民間不易得也”。
有人人為：清光緒年間入貢的部分“圓茶”由易武茶商制作。這是不可能的事。一是“圓茶”為商茶圓餅類，扁體狀而圓形，亦即“七子圓”和“五子圓”;而作為貢茶的“團茶”是球體類形而不是扁形，二者斷不可混同。二是清光緒二十九年思茅廳催繳貢茶的《札文》證明：貢茶是禁止商家沾手的。三是該《札文》載：“貢品芽茶及頭水官茶速急收，就運倚邦交倉，以憑轉(zhuǎn)解思轅。”其中的“速急收，就運倚邦”足以證明：“收”和“運”這兩個環(huán)節(jié)之間的連貫且緊奏關(guān)系，在倚邦入倉前根本無暇滯留加工。在倚邦加工還有可能，因為“以憑轉(zhuǎn)解思轅”以前有可能滯留幾天。但據(jù)曾有貢茶師祖先的老人所述，主要是在思茅復制。
清代前的當?shù)?ldquo;土貢”都由民間加工，為何清宮“貢茶”卻偏偏硬要專門由“官辦茶廠”加工，而且其制度極嚴格呢?除了衛(wèi)生及技術(shù)等因，據(jù)傳是因為滿清政府是外族占領(lǐng)者，他們顧忌“反清派”在“貢茶”上施“鬼計”的緣故。
“貢茶”成品的運送是由官府統(tǒng)一抽調(diào)馬幫和人力有組織、有計劃地送交宮廷的。運送近二十噸(少數(shù)御茶而多數(shù)官茶)的“貢茶”的五百多匹騾馬近“九十把”。若每個地州抽選“十把”，約六十匹，也就需抽選約九個地州的騾馬。一般每個地州組成一個有組織和管理體系的馬幫，也就約有九個大馬幫。每個大馬幫中都每隔幾“把”騾馬安插有數(shù)名武藝高強的護衛(wèi)官兵。押送總頭目持有“壓貢令牌”、“押貢詔書”和“押貢配劍”，馬幫憑其令牌、文書和令劍過關(guān)卡、受優(yōu)待，而且對途中所遇的圖謀不軌者有“先斬后奏”特權(quán)。因而任何個體商販都不可能私運貢茶。
有人說：曹當齋去世以后的乾隆三十一年伍朝元升為土千總時起，至伍英承襲土八總以前這期間，千總伍朝元的職位高于八總曹秀，曹秀很難節(jié)制伍朝元，故而伍朝元為爭榮耀直接征送貢茶。然而人們別忘了：護送貢茶必須持有“令牌”、“令劍”和運貢文諜，途中才有相對便利、安全等保障。倚邦《按茶抽收茶銀碑》和思茅廳催繳貢茶的《札文》內(nèi)容等都證明：一是由倚邦土司主辦貢茶，二是貢茶以散茶樣式送倚邦交倉，再轉(zhuǎn)解思茅府衙。這表明護送貢茶的“令牌”“令劍”和文諜都最低層只會到倚邦土司署，亦即最低層只有曹氏有先斬后奏之特權(quán)。曹秀有此特權(quán)，伍朝元職位再高，又豈敢不受曹秀節(jié)制?沒有“令牌”、“令劍”和文諜的伍朝元，憑什么擅自護送貢茶?況且，《普洱府志兵制》中不曾在易武布防過官兵，伍朝元這“光桿千總”又拿什么押送貢茶?因此，征收于當?shù)氐钠斩暡鑿囊孜涞揭邪?，只會是由倚邦土司或其派出?ldquo;頭目”接運。這些貢茶是移交思茅府衙加工包裝以后再逐級押送，而不是直接越級送往京城，伍朝元又能爭到啥“榮耀”?既然爭不到“榮耀”，何苦要冒此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