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普洱茶唐代就開始成為重要的流通商品，它傳入藏地和傳入中原的事件大體相同，但這種商品在很長一段時間并沒有被中原的主流文化所接受，以至于很多人誤以為茶馬古道是滇藏兩地的專用通道。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行將結束的時候，云南普洱茶突然奇跡般地成為皇家貢茶，如果沒有這個奇跡的出現(xiàn)，云南普洱茶的歷史只能是另外一種寫法了。
云南普洱茶之所以終于被中原地區(qū)的主流文化所接納，并不是因為它的野性被馴服了，而是必須感謝來自北方邊土的滿清皇室。
和云南普洱茶一樣，滿清統(tǒng)治者來自邊遠的北方，入關前一部分人依舊過著游牧生活，相對于正統(tǒng)的中原漢文化而言，這同樣是一個充滿野趣的民族，它們至少在感情上不太排斥邊地文化，所以普洱茶得以逐步進入滿清貴胄的生活。
而對于云南普洱茶最為推崇的乾隆皇帝，又是滿清皇帝當中最富于野趣的一個，他喜歡狩獵、喜歡微服私訪、喜歡民間的村野女孩，乾隆皇帝的這種野趣，使云南普洱茶成為了當時的朝野時尚，成為當時中國茶文化創(chuàng)新的最大亮點。而乾隆皇帝首先是一個具有創(chuàng)新朝氣的帝王。
云南普洱茶進入中原地區(qū)的第三個重要原因，是藏傳佛教的北傳。云南普洱茶不僅是藏地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藏傳佛教裝藏佛像、供曼荼羅等，也都離不開茶葉,藏傳佛教使用茶葉顯然比漢傳佛教更珍貴、更鄭重。
自元代八思巴開始，藏傳佛教正式進入蒙古高原，并很快成為當?shù)氐闹髁魑幕D―這是茶馬古道在中國北方最重要的延伸！滿清統(tǒng)治者早期在意識形態(tài)上深受他們的鄰居蒙古民族影響，逐步接納藏傳佛教。清朝初年，請章嘉活佛為國師常住北京，修建了北京雍和宮等藏傳佛教寺院。
藏傳佛教在中原地區(qū)地位的提升，進一步為云南普洱茶進入中原，給予了有力的文化支持！根據(jù)清代史料，茶葉是當時滿清貴族與藏傳佛教界重要的禮尚往來之物，當章嘉活佛們改喝西湖龍井之類時，滿清統(tǒng)治者也就逐步接受了云南普洱茶。
云南普洱茶在中原地區(qū)及海外的推廣，不僅是云南26個民族共同的心愿，來自北方的滿族、蒙古族、朝鮮族同胞，同樣功不可沒！云南普洱茶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獻給中國茶文化的一份厚禮！這份厚禮非常難得、也非常沉重！
云南普洱茶在中原地區(qū)的幾消幾長，幾進幾出，都和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遷具有密切關系，和中國主流文化的變革周期具有密切關系，但和云南本身的文化形態(tài)關系更密切！
1904年，在八國聯(lián)軍近乎毀滅性的打擊之下，大清王朝被迫改制，云南普洱茶因此停貢。普洱茶由此淡出中國茶客的視野。1956年，隨著西藏公路通車，住藏部隊供給換代，曾與普洱茶同時進貢的茶膏正式停產(chǎn)，工藝幾近失傳；到了文革時期，普洱茶幾乎成為連云南人也無法享用的純出口物資，云南的許多年輕人亦不知普洱茶為何物？
這一時期，正是中國社會急劇變革、中國文化急劇變革的時期。然而，西湖龍井沒有在這場急劇的變革中消失，云南普洱茶卻消失了……??？
表面上看，龍井與普洱茶的區(qū)別在于，一個是中原文化的產(chǎn)物，一個是邊地文化的產(chǎn)物，在社會與文化急劇變革的年代，邊緣部分首先被離心力拋出了，這個力學原理似乎很多人都能接受。
但更本質的原因在于，浙江人不僅把龍井作成了品牌，并且占據(jù)了更為廣泛的市場；云南人雖然也把普洱茶做成了品牌，但卻沒有及時占領更為廣泛的大眾消費市場，從某種意義上說，清代的云南普洱茶是一個“事業(yè)型品牌”，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品牌――云南人在經(jīng)商能力上輸給了浙江人！
晚清和民國，是一個官商一體的社會。但浙江人崇商，其江浙財團甚至一度左右中國的政治；而云南人崇官、忠心耿耿，其結果卻是城頭變換大王旗，官反而成了這個社會最靠不住的東西――所以云南的普洱茶倒了！
抗日戰(zhàn)爭時期，云南普洱茶是當時中國重要的國際交換物資，其價值可裝備國民黨軍隊數(shù)十個甲種師，但云南人沒有抓住這個機遇進行普洱茶的國際化宣傳，一俟戰(zhàn)爭結束，一場小小的瘟疫，就使普洱茶的短暫輝煌煙消云散。
在一窮二白的新中國之初，云南普洱茶再次成為重要出口物資，但這一次更慘，我們幾乎是在單純出口茶葉原料，深厚的普洱茶文化被徹底割斷了，茶價之低廉令人詫異。有現(xiàn)代普洱茶創(chuàng)始人之譽的吳啟英女士，她的名字幾乎是在30年后才被世人所知的（并且這位大師逝世前屬于社會上的低收入人群），這是普洱茶的光榮，也是普洱茶的悲??！
而在同樣的歷史進程中，產(chǎn)量低于普洱茶的西湖龍井，并沒有因為戰(zhàn)亂而消失，也沒有因為繁重的出口任務而令國人遺忘。連抗美援朝電影《英雄兒女》的臺詞里，都有西湖龍井。
北京人有一句老話叫做：光說不練是假把式，光練不說是傻把式。浙江人不是假把式；云南人卻屢屢充當傻把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