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唐代以后，不管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雖然這條對外的紐帶依然以絲綢為名，但中國對外輸出的產(chǎn)品已不再以絲綢為主，茶葉和瓷器取代了絲綢昔日的地位成為中國的新名片。宋代開始，茶葉甚至成為稅收的一大來源，與鹽稅并重，可見茶文化在其時的發(fā)展。而日本茶文化的發(fā)展，也正是在這個中國茶文化大規(guī)模對外輸出的時期開始的。
在日本文化中，禪文化占有很大比重，這是日本文化最有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文化現(xiàn)象；而日本茶道藝術(shù)的思想背景為佛教，其思想的核心為禪。茶道與禪宗是一組平行且并駕齊驅(qū)的關(guān)系，因而在飲茶習(xí)俗傳入日本的初期，飲茶活動是以寺院、僧侶為中心展開的。
中國唐代，國運(yùn)興盛，萬國來朝，其中不乏乘木船而來的日本僧人，他們或短期、或長期接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包括享受豐裕的飲食生活。而一旦回國，難耐日本飲食，尤其是齋飲的粗陋，而遠(yuǎn)道帶回的茶葉在中國既是文人雅士的風(fēng)流之物，也是出家山林的僧人們的潔凈之物，于是，以其來自中國士大夫圈子的高雅脫俗之物，成為寺院齋飯的點(diǎn)睛精品和敬獻(xiàn)權(quán)貴的珍品，難怪有人說，日本茶文化是起源于僧侶及上層社會對唐風(fēng)文化的崇拜和無條件的吸附，初始是貴族們競相效仿的風(fēng)流雅事。難怪日本茶道興起之初的“寺院茶”、“書院茶”，都還沒有脫離趨附唐風(fēng)的影子。
而無論是茶樹的移植，還是中國茶文化對日本的傳播，其中有一人功莫大焉，這就是最澄。
最澄(767-822)，日本近江(滋賀縣)人，俗姓三津首。其先人為歸化日本之漢人。據(jù)日本茶的歷史年表記載:“公元805年，在佐賀縣大津市的日吉大社，種植了由最澄從中國帶回來的茶樹果實。”最澄將這些茶籽種植在京都比睿山麓，形成了日本最早的“日本茶園”，至今還在京都比睿山的東麓，還立有《日吉茶園之碑》，在這通碑上記載了最澄在中國攜回茶種辟園種植的經(jīng)過。這也是中國茶種傳往國外的最早文獻(xiàn)記載。而正是這個最澄，盛唐時期曾來過義烏，且成了義烏與日本交流交往的文化使者。
興許有人會說，把最澄說成是日本“茶祖”，是張冠李戴，因為日本本土是尊榮西禪師(1142—1215)為茶祖，因為他不但從浙江帶回茶樹茶籽，而且還用日式漢字寫了日本第一部茶書———《吃茶養(yǎng)生記》二卷。但更嚴(yán)謹(jǐn)?shù)貋砜?，日本真正的茶祖是最澄而非榮西，因為最澄將茶葉引進(jìn)日本，比榮西早360多年，目前存留日本的最早茶園也是最澄引進(jìn)茶籽栽種的，更何況日本許多資料都記載:“至唐代，茶葉由日本高僧最澄將中國的茶樹帶回日本，茶這種飲料就在日本生根發(fā)芽，日本栽培茶樹由此開始。”
那么，最澄究竟是從中國何處將茶樹引入日本的呢？史料上雖沒有記載，但日本茶最早從烏傷(義烏)引進(jìn)可能性最大。
理由之一。最澄不僅到過烏傷，“曾在雙林為僧”，且對烏傷尤其是雙林寺有著深厚感情。“唐貞元二十一年(805)，有日本高僧最澄在中國寫就的《雙林大士集》一卷二十紙”(見《義烏叢書》之一《義烏文化的海外影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47頁)；據(jù)最澄著《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一書記載，最澄帶回日本的天臺宗經(jīng)典中除了自撰的《雙林大士集》一卷二十紙，還有《傅大士還詩十二首》一卷、《浮漚篇》一卷……同時，他還在自己撰寫的《內(nèi)證佛法相承自脈譜》之《天臺法華宗相承師師血脈譜》中，把傅大士納入天臺宗之法脈，名列鳩摩羅什三藏之后，天臺二祖慧文大師之前。由此可見，最澄對傅大士是尊崇有加，更何況，最澄乘遣唐使船入唐，大多時間是在龍興寺師從天臺宗九祖湛然(天臺宗八祖、傅大士六世孫玄朗弟子)弟子道邃學(xué)習(xí)天臺宗，而這一時期，因受慈恩、賢首各宗派勢力的影響，天臺宗處于衰落期。天臺宗教義是“一心三觀”，傅大士的代表作《心王銘》，以及他倡導(dǎo)的“三觀一心，推檢四運(yùn)”與其教義十分契合，再加之天臺宗尊傅大士為祖師，聲望很高，故最澄來中國之前，正推出傅大士作為復(fù)興天臺宗旗幟，這其中湛然就是吹鼓手之一，在其著作《止觀義例》里極力推崇傅大士，“設(shè)使印度一圣(指達(dá)摩)來儀，未若兜率二生(指傅大士)垂降……”正因如此，“……最澄回日本后，日本天皇令臣下營建伽籃及十七僧房賜予最澄。最澄以此地之形狀類似中國東陽郡烏傷縣之娑羅雙林寺，遂號‘雙林寺’且這個雙林寺，在日本還延續(xù)至今……”這就不難理解了。
理由之二。烏傷雙林禪茶之熏染，使得最澄將茶與佛教的默契帶到了日本。茶與佛教的聯(lián)系，十分密切，這是因為佛教徒修持生活的重要一環(huán)就是坐禪，而坐禪要求靜坐、斂心、集中思維，專注一境，這就得靠茶提神益思、生津止渴、消除疲勞。因而說“品茶為參禪前奏，參禪成品茶目的”。正因如此，最澄來雙林游學(xué)之際，這里已專設(shè)茶寮(茶室)以招待上客；設(shè)有“茶堂”，以供禪僧討論佛理，招待施主賓客，品嘗名茶之用；這里還有“茶頭”，專事燒水煮茶，獻(xiàn)茶待茶；同時還有“施茶僧”，為游人惠施茶水。而且據(jù)史書載，“石橋供茗必有乳花效應(yīng)。”寺僧每日以茶供養(yǎng)羅漢，茶杯中常常出現(xiàn)“八葉蓮花”等花紋圖案。這種禪茶文化，令最澄醍醐灌頂使得他有心了解茶禪真味及雙林寺供茶的種種儀軌?？梢韵胍?，他回日本后所創(chuàng)立的佛教寺院中定是積極推介雙林寺院茶風(fēng)。據(jù)說他圓寂時曾留下六條遺戒，其中之一為“地位越高者，越應(yīng)該滿足于布衣粗食。”這和中國茶圣陸羽的“茶宜精行簡德之人”的茶道核心思想同出一轍，可以說深悟了茶道精神。此等修養(yǎng)和對日本茶文化的影響，可以從《文華秀麗集》中收有的一首嵯峨天皇與最澄的唱和詩《澄公奉獻(xiàn)詩答》看出，由于受雙林禪茶的影響，茶對最澄來說已須臾不離左右。而且從詩中也透露出最澄與天皇屬莫逆之交，再加之他是被日本佛教史上譽(yù)為“入唐八大家”之一，圓寂后又被清和天皇追贈為“傳教大師”謚，這是日本有大師稱號的開始。鑒此，他能成為日本茶文化領(lǐng)袖也就不足為奇了。